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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者的家学渊源

1998-02-16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
回望本世纪初叶走出的那一代学者大师,如满天星斗,绚丽至极,其博大精深、淹贯中西的文化身影,常令吾侪晚学高山仰止,钦羡不已。刘梦溪先生尝谓,他们“得之于时代的赐予,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,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,所以可以说是空前;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,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,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比肩了。”这个评价当是十分公允之论。他们生长于风雨如晦的大裂变时代,吸纳新知、移植西学固勿庸说,而不少人的“家学渊源”也灿然可征,这是他们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,长成蓊郁峭拔的参天大树的内在原因之一。近来读了几种现代学术大师巨子的传记,对此感受殊深。

“书香门第”、“家世因缘”为历代国人所看重,古代尤甚,“家学渊源”成为一脉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,自然跟古代中国的教育方式和家族制度有关。出身于名门世家,不仅是一种荣耀,更重要的,是那种血缘遗传、家庭教育、环境熏陶在个人的气质培养、学业根基的奠定上,可谓“渊源有自”,影响深远。检索一番中国文化史,如此功成名就的例子不胜枚举,傅斯年尝论:“中国学术,以学为单位者至少,以人为单位者转多,前者谓之科学,后者谓之家学。家学者,所以学人,非所以学学也。”不管这番话持什么感情色彩,却说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子上。家学首先注重的是士人的气节、品行、门风,立身做人是第一要紧,学还在其次,所以,古代名门望族留下了家学,也留下了诸多“家训”。固然,世家子也有辱没门庭的斗筲纨之徒,但观名扬四海的一代大儒,衮衮诸公,一门风雅,于人于学于家于国,皆成楷模。

陈寅恪便是这样一位现代文史大师,他的“家学渊源”堪称那一代学人的典型范例。陈家是近代声名显赫的高门名族,陈祖陈宝箴、父陈三立的名字常为近代文人津津道及。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,是晚清有名的维新派人物,后被朝廷革职,永不叙用。据说他藏书甚丰,在家办有学堂。陈三立晚年自号散原,擅诗文,有“吏部诗文满海内”之誉,被人推为江西诗派一代诗宗。钱钟书的尊人钱基博所著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,即把陈三立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林纾、严复、王国维、章士钊等风云人物相提并论。散原老人曾襄助乃父变革失败,后冶游林下,以诗文与友人唱和。八十五岁这一年,身陷日寇占领下的北平,尝令家佣以扫帚怒逐倭方游说之人,后绝食而终。有这样的先人家世,陈寅恪在学问累积、国学底子方面自然近水楼台,而民族气节、爱国情怀、士大夫的使命意识更是遗脉赓续了。陈氏的“兴亡之叹”,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精神”以及不曲学阿世、孤标自持的治学风度,皆为渊源有自。陈氏自己也是重视学人的“家学渊源”的,有论道:“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,不同于凡庶,而优美之门风基于学业之因袭。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。”(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第七十二页)

古代的读书风气有三类:书香世家、崛起(无渊源)、俗学(时艺),若言人生的三立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世家弟子自然最易成功,幼承庭训,长而渊博,经史子集靡不贯通,是产生大家的天然机缘,现代大学者鲁迅、胡适、汤用彤、钱穆、钱钟书、俞平伯等人都与“家学渊源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但随着科举制的终结、新学校的建立,“家学渊源”也就成了那个特定新旧交替时代悠远的历史余响,一些稍晚的凡庶子弟靠着时代的赐予和自身的禀赋,“崛起”而成为国学的传承者,跻身大学者的行列,像季羡林、张中行等人都出身于农家柴门。提出“大学者的家学渊源”这一历史现象,并非重弹血统论的老调,现代社会给每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提供了大致平等的机会,但设若我们要酿造一个“书香社会”,“家学渊源”的文化传统以及产生的重要作用,仍该给新时代的人们以有益的启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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